第一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
大明万历年间，南直隶徽州府爆发了一场规模颇大的民间骚乱，震动朝野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一次骚乱既不是天灾所致，也不是盗匪所扰，究其起因，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。
这个故事，要从隆庆年间的徽州府说起。
徽州府这个地方人杰地灵，名人辈出，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。其时徽州府下辖一共六县：歙、黟、休宁、婺源、祁门、绩溪。其中歙县最大，同时它还是附廓县——也就是说，徽州府治设在该县之内，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。
府县同城，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，自然就储存在县城阁架之内，以便随时调取勘合。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，关乎一县之兴衰，可又超级无聊，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。所以它们常年束之高阁，除了户房的税吏之外，根本无人问津。
隆庆三年，忽然有两道满是兴奋的目光，投向了这些尘封的档案。
这个人叫帅嘉谟，字禹臣。严格来说，他其实不是歙县人，祖籍湖广江夏县，隶属于徽州境内的新安卫，是个军户——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，朝中此时有位叫张居正的大人物，也是军户出身。
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一般，注定仕途无望。但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天分，搁到现在，估计是奥数学霸一级的大牛。可惜在大明，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，最好的就业前景，就是做钱粮一道的书吏或者师爷。
不知道纯粹是兴趣使然，还是想磨练计算能力以便谋一份正业，总之帅嘉谟很沉迷于做数学题。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这种邪恶的东西，帅嘉谟一腔做题欲望无处发泄——这简直太令人发指了——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，他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：
徽州府历年来的税粮账册，都存在歙县。大明税赋结构向来繁复，徽州又是纳税大户，账册涉及到大量科目之间的折兑均平，正是绝佳的应用题例。
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，帅嘉谟设法接触到这些官府账册。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——这简直太令人发指了——开始做起数学题来。
做着做着，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。
他盘点了各项税目后注意到，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交纳的税粮中，除正税之外，还有一笔科目叫做“人丁丝绢”，须以实物缴纳，且数额颇大，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。
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，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：徽州府下辖六县，其他五县都没有“人丁丝绢”这么一笔赋税，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一笔支出，数字也是8780匹生绢，但科目却对不上，叫做“夏税生丝”。
换句话说，徽州府这笔每年8780匹生绢的税支，其实全部是由歙县负担。
帅嘉谟大为骇异，这可不是小数。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，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《大明会典》。
《大明会典》是一本工具书，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、行政法规，从弘治朝开始，每代都会进行修订，勉强可当做年鉴来用。
帅嘉谟在《大明会典》里的徽州府条目下，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。更重要的是，《会典》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“人丁丝绢”，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。这说明徽州府的这一笔“人丁丝绢”的税目，应该是六县均摊，怎么可以只压在歙县一处呢？
不行，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，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！必须得挖个水落石出！
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，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，不惊反喜，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。最终，他在《徽州府志》里找到一条古早的线索。
徽州这个地方，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。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之后，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修改元税，称为“甲辰法制”。结果年底核查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，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“乙巳改制”，很多科目的税额要重新调整。
结果一查之下，发现歙县跟此前缴纳的夏麦相比，同比差了9700石。于是政府针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，每亩各加征“夏税生丝”四钱，以弥补缺额——这就是歙县“夏税生丝”的由来。
这个“补欠夏粮”年代太过久远，看起来和“人丁丝绢”并没关系。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，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，于是拿起笔来，粗粗算了一下。
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，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折率，每石折银3钱，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，是2910两。而每年“人丁丝绢”
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，每匹七钱，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——嗯，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。
可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，脑子转得很快。他很快想到，徽州六县彼此相邻，一个县夏麦歉收，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。他再一追查，发现在同一时间，黟、休宁、婺源、祁门、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，一共是10780石，可折银3234两。
2910 3234=6144。
这个数字，和“人丁丝绢”只差2两！
于是，帅嘉谟得出了结论：“在国初，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，以“夏税生丝”为名义补之，折8780匹生绢。在乙巳改制之后，这笔税不知为何变成了歙县单独承担。”
更惨的是，8780匹生绢是折色税，要以实物形式缴纳。徽州偏偏不养蚕，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掉换成银子，再拿银子去买生丝，再缴给官府，前后要折两次，成本非常高。再加上这个8780匹是到库的数字，还得加上中途运输成本与损耗。整个折算下来，歙县人民实际付出的比账面更多。
若这个说法无误，歙县简直倒霉透了。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“乙巳改制”开始算起，到隆庆三年……这笔冤枉税交了两百多年！
帅嘉谟做事很谨慎，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，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。结果他发现，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，早在嘉靖十四年，已有两个歙县人王相、程鹏发现这个“人丁丝绢”有问题。
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，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——应天巡抚，而且还不止一次！
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、巡按宋茂熙，很快给了批复，要求徽州府彻查。可是这两位很快便升迁转走，没人再去追问。接任的巡抚欧阳铎、巡按游居敬，也接到了同样的呈文，也给了批复，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。结果负责此事的官、吏，都是其他五县出身，敷衍塞责，推诿拖延。
后来王相、程鹏先后莫名去世，这件事便不了了之。
查到这里，帅嘉谟推开账册，做了一个决定：他要第三次呈文，为歙县讨一个公平。最起码，得八这个税重新分摊到六县去，不能让歙县独扛。
这个决心下得并不容易。大明税赋错综复杂，牵涉甚多，连皇上想增减一二都不容易，想凭一介平民的力量删掉整整一个科目，实在太难。何况如果重新分摊，将意味着其他五县平白加税，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拼死阻挠。
到底帅嘉谟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，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？史料不全，我们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。无论如何，他立刻采取了行动。
帅嘉谟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，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，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，没有通过徽州府，而是越级呈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。
在这篇呈文里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儿，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：“缘本府递年奉戶部勘合，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，原额六县均输，府志可证。”
其实在《徽州府志》里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，根本没有明确说过“原额六县均输”的话，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。
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，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，方便行事——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，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，这个后头再说。
除了偷改了原文，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。他动情地说：
“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，其中浙江、湖广这种产丝大区，才缴纳8501匹；应天十三府，只要缴2905匹。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，却要负担8780匹。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，折成银子，从浙江等地回购，这两道手续，让成本翻倍，苦不堪言。更何况，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，还能勉强忍受，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——这一县之税，比浙江、湖广两司都高，这根本不合理啊！”
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。因为大明税制，不是统收统解，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。
浙江、湖广等地的丝绢税，不止解往南京承运库，还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仓银库、丙字库等。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，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十三万匹，湖广总额两万七千匹，都远超歙县。
帅嘉谟不谈总数，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作比较，就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。这个手段绝妙在于，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，全经得起查证，只是比较方式上稍做手脚，立刻显出卓然效果——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，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，立刻变得惨绝人寰，读之触目惊心。
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手段。
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，帅嘉谟还准备第三张牌：政治牌。
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：“天下之遗，贵乎均平，故物有不得其平则焉。歙县久偏重赋，民困已极，躬遇仁明在位，备陈情欤，恳乞均平。”
短短一句话，先后两次出现“均平”一词。
这是有深刻用意的。
在隆庆年间，江南正在推行一条编法，即日后的一条鞭法。这个税改政策的雏形始于嘉靖十年，从四十年开始到隆庆年，逐渐在税负最重的南直隶地区进行试验。它提出的口号恰好是：“均平赋役，苏解民困。”
所以帅嘉谟两次“均平”，是为了把这次税赋争议，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。
从深层次来讲，一条编法的核心要旨，是合并田赋、徭役，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，统一改为折收银两。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“人丁丝绢”
是折色实物税，缴纳十分麻烦，亟需调整，这又和中央改革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。
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，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。高层一关注，这事就好办了。
尤其是现任的应天巡抚，对一条编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。只要他肯表态，这事就成了一半，不，一大半。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，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，远非寻常官员可比——姓海名瑞，号刚峰……不必多说了吧？
其实真要较起真来，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。
因为这次“人丁丝绢”
争议的核心，是税负归属，到底歙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？至于实物折算，只是一个次要问题，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。
这就好比咱俩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。谁出这顿饭钱，才是争执的重点，至于这钱是支付宝微信还是现金，并不重要。等警察来了，我喊一嗓子：“民警同志，为了响应国家鼓励线上支付的号召，你给评评理，这顿饭钱该谁出？”
——哪儿跟哪儿呀！
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，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，非但不傻，反而显得煌煌正气，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。
挟海瑞以慑徽州，这就是帅嘉谟的用意。
除了这些，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——贴心的解决方案。
他深谙官僚秉性，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，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。所以在呈文的最后，他急上峰之所急，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：“要么按照《大明会典》的原则，六县按照人丁分摊；要么按照《徽州府志》，六县按照田地分摊，折麦再折银再折丝。
看，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，您朱笔批准便是，多体贴。
无论上级选择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，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。
不得不说，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，当真是诉状杰作。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，立意高远，中间数字翔实，论据确凿，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，篇尾不忘煽情，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，诉于情感层面。文字、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，生生把节奏给带起来了。
关于帅嘉谟的职业，史无明载，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滑讼棍。从这份诉状来看，若非状师大手，还真是写不出来这等文字。
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，效果立竿见影，不光惊动了巡按刘世会，果然连应天巡抚海瑞都表示关注。
隆庆四年二月初十日，海瑞给出批示：“仰府查议报夺。”
意思是我很重视，你们好好查清楚。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：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、乡绅、耆老等民众代表，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。
应天巡抚与应天巡按都是徽州府的上级，前者主管地方政务，后者主管纠察发奸，哪个徽州府都惹不起。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，一看抚、按两院都下文了，先一哆嗦，再一看，落款还有海刚峰的大名，没敢耽搁，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。
海瑞的大名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谁知道，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发生了一桩意外。
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，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。海瑞突然调职，改任南京粮储。
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任上离职，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，这里按下不表。总之，徽州这摊事儿，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。
海瑞是帅嘉谟最大的倚仗。他突然调任，让“人丁丝绢”案子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。尽管巡按刘世会还在，尽管知府还在，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，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霉头。
要知道，他们要面对的，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。
帅嘉谟的主张，对歙县有利，但对其他五县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。一旦议成，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。因此对这个提案，无论是五县籍的官员、胥吏和当地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。这一股民意，就算是应天抚、按也不得不有所顾虑。
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？无论“人丁丝绢”在六县怎么分配，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，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。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，局势平静如初，最多歙县抱怨两句——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，祖宗成法，还是不要变啦；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，把赋税均摊到六县，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，反而还平白引起其他五县骚动，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徽州府会怎么选择，不问可知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帅嘉谟当初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，想靠海笔架的威名硬压。因为他在本地，根本得不到支持。
现在海瑞离开，倚仗已去，整个事情立刻推不下去了。
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，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。但下面却毫无反应，恍若未闻。别说黟、休宁、婺源、祁门、绩溪五县，就连苦主歙县，居然也悄无声息。
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。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，县务无人署理。其他五县的知县，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，因循停阁，不办公了。
明代从洪武十八年开始，规定地方官员逢辰、戊、丑、未年——也就是每隔三年——要进京朝觐一次，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。这对官员来说，是一件大事。
但问题是，隆庆四年为庚午，隆庆五年为辛未，明年才是朝觐之年。你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？
而且还不是一位，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。
很明显，五县已经商量好了，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，尽量拖延下去，拖到黄，拖到忘，拖到无疾而终，然后就天下太平了。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，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么？
于是，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，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。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，才有绩溪县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——至于其他四县，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。
这份绩溪县的申文，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，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。由教谕出面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绩溪的态度——这无关钱粮，根本是人品问题！
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，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，但刀笔暗藏机锋，也十分厉害。
一开头，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——估计是被帅嘉谟挤兑的，不喊不行——“为恳恩遵国典、据府志，均赋救偏，以苏困苦事。”
然后画风陡然一变，先大骂帅嘉谟“变乱国制,罔上虐下”，是个“假公挟私”的无耻讼棍，又骂当年嘉靖年呈文的程鹏、王相是刁民。
骂了半天，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。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，如今的“人丁丝绢”，确实就是国初的“夏税生丝”。但他解释说，根据府志记载，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，责成他们补交夏税生丝，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。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锅，跟其他县没关系。
然后他又说，这笔税款，交了一百七十多年，从来没人抗议过。嘉靖十四年，两个歙县刁民程鹏、王相去告刁状，
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，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，结论是“人丁丝绢”就该歙县单独交。此后三十多年，也风平浪静。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，无视组织决定，又要兴风作浪。
杨教谕的这个辩驳，实在是毫无道理。
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。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，8780匹生丝，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，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。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，也不可能差那么多。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，没算明白这笔账。
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，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，是抒情。
杨教谕动情地写道：“我们绩溪，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，土地贫瘠，民众贫苦，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；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。哪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？”
他哭诉完之后，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：“照旧定纳，庶免小民激变之忧，官民两便。”
杨教谕前面那些话，都是废话，真正的文眼，在这里。
这句话虽然谦卑，却隐隐带着威胁，反着读，意思就成了：如果您如果不照原样征税，难免会引起民变，到那个时候，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哟。
这句话非常狠，一下就打中了徽州府的要害。
要知道，这个威胁，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，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。也就意味着，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，将会是整个徽州府阖府大乱。明年就是朝觐考察年，青天大老爷，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。
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。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，迹同谋反，就过线了。现在四县不吭声，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，绩溪人口太少，怎么闹，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。这样一来，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，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，方便日后转圜。
都说民怕官，可若是民闹得太厉害，官也怕民。双方保持着默契的均势，谁也不会逾越那条底线。
所以我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，以维稳为主，不出事为最佳，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。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，所以碰到什么纠纷，甭管有理没理，先嚷嚷一阵，总不会吃亏。闹大了，官府为了息事宁人，往往法不责众，按闹分配。
更何况这事根本不触及到官府根本利益，闹上一闹，官府自然会对那头儿施加压力
你看，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。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“人丁丝绢”的技术细节，数字不重要，逻辑不重要，官老爷的仕途和安定团结才是解决问题的发力点。
果然，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，心领神会，不再催促合议。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，这件事慢慢地，不再有人提起，眼看就要黄…
当事人帅嘉谟一看，急了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岂能无疾而终？问题的症结，到底在哪里？
从这里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。
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，只谈官员仕途泰否。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，一厢情愿地认为，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，是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——这是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。
他顺着这个思路，重新考虑了一下，发现之前的呈文里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。
国初六县均输的“夏税生丝”，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“人丁丝绢”，这个没问题。那么，“夏税生丝”这个科目，又是怎么被改成“人丁丝绢”的呢？
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，真相便可呼之欲出。
帅嘉谟挽起袖子，又扑入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。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六县档案的大海里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。
这次的调查，持续了数月之久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居然被帅嘉谟真的找到了线索：
奥妙，出自征税科目上。
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——类似于对账单——上面写的很明白：“坐取徽州人丁丝绢”
也就是说，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，是“人丁丝绢”，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交纳，一般应该默认是六县均摊。
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，却发现“人丁丝绢”这个科目没了。只有在歙县的交税科目里，多了一个“夏税生丝”。
于是，这其中的手脚，就很清楚了
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，用的名目是“夏税生丝”。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“夏税生丝” 科目，
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。徽州府向上递解时，又从“夏税生丝”抽出应有的数目，划归“人丁丝绢”之下。
这样一来，“人丁丝绢”这只鸠，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“夏税生丝”的巢。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，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。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，辛辛苦苦交税，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。
做这个手脚的人，绝对是个高手。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，又精通案牍流程，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，移花接木，混淆视听，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。缴税这种事，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，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，很难改变。就这样，歙县一气养了近两百年“人丁丝绢”，而不自知。
帅嘉谟一拍桌子，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！
这个猜测，并非是凭空臆测。
在大明的体制里，地方官员流转频繁，一个职位上坐几年就走了。而那些地方庶务——比如钱粮刑名之类——则被专业的胥吏所把持。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，职务世代相传，又掌握着专业技能，外人根本弄不明白，上下其手的空间很大。
尤其是钱粮一道，更是重灾区，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。手段高超的书手，甚至能“使连阡陌者空无籍，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鄢”，你说这得多牛逼。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，就曾无奈地写道：“各县各户房粮科，年年派粮，时时作弊。”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。
所以这一招鸠占鹊巢，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，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！
事不宜迟，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，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。他知道，吏目向来世代相继，如果彻底掀出来，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，所以他对于成因，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：“先年不知弊由何作”。
人，可以不追究，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；事，做错了，却得拨乱反正。
同时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：“人丁丝绢”明明是人头税，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。单独让歙县交纳，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？
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，满怀期待能够“俯赐决议，申详改正”。
应该说，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更有说服力，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。可是报告递上去，却毫无动静。徽州府这次干脆连回复都没有，置若罔闻。
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，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。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，是出于维稳和仕途，跟技术性问题无关。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，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，等于是媚眼抛给了瞎子看。
换了其他人，大概就认命了，可是帅嘉谟却没有退缩。这个耿直的boy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，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
进京上访！
我找你们领导去！
这里要特别插一句。帅嘉谟的这个行为，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，但在徽州，还真不算出奇事。
徽州这个地方，民风剽悍。这个“剽悍”不是说他们好打架，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。
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，爱打官司的人，会被当成“刁民”。地方官考评，也以“涉讼事少”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。但徽州人的做派，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，动辄兴讼，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，时人形容为“事起渺怒，讼乃蔓延”，并用了一个特别精辟的词来总结——健讼。
大量的诉讼，让徽州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、讼师，打起官司来唇枪舌剑，在诉状上经常互相攻伐，精彩纷呈。每一任徽州主官，都觉得本届“刁民”太多，对此头疼万分，以难治而闻名。
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，早在南宋时，徽州出身的朱熹就无奈地评价本乡人：“其俗难以以力服，而易以理胜。”
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，毅然赴京上告，这个做法，很徽州。
帅嘉谟抵达京城以后干了什么，没有资料记载。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，他应该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，求递陈情状子。
这是个明智的决定。以帅嘉谟的身份，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，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。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，职责稽查六部百司之失，一向喜欢采集民意，风闻奏事，找他们管用。
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。对京官来说，这事太小，又不涉及中枢官员，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；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。
他所求的，只要能得朝廷一个态度，批几句话，就够了。
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，并很快转发给户部。同随呈文过去的，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：“典有所遵，赋当均派，合从抄出酌行。”
意思是，要求应该遵守法典，均摊赋税至六县，请户部酌情办理。
这个批语，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。
户部接到这道文书，加了一句：“候本处巡按衙门题”，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，让他们酌情办理。
这个态度略有些敷衍，类似于现在的“请有关部门接洽”。但对帅嘉谟来说，这个结果已经很满意了。户部只要表露出要调查的态度，他就可以拿去当令箭去推动应天两院启动调查。
接下来，他只要赶回徽州，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。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京城，踏上了返乡之旅。
他不知道，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，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。
断人财路，如杀人父母。五县明面上虽然对“人丁丝绢”一事反应淡漠，但私下里却十分重视。京官之中，也不乏来自五县籍贯者。帅嘉谟在京城的举动，他们了解得很清楚。
整件事的症结，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！没他上蹿下跳，就天下太平了
要不……就把他干掉算了？
这也不是第一回了。嘉靖年间，那两个纠缠“人丁丝绢”的歙县刁民程鹏、王相，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。奈何桥上，不差这一个人。
帅嘉谟在归途中，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，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。具体这是什么危险，是谁指使的，没有记载流传下来。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，敌人这是动了杀心。他压根不敢回徽州，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。
帅嘉谟这一逃，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，陷入停滞——提告的苦主都没了，还怎么查？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，终于让这件事再度沉寂下去。至于朝廷户部，日理万机，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。
整个隆庆五年，毫无动静。
到了隆庆六年，也毫无动静。
在这一年，隆庆帝终于驾崩，万历即位。再然后，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，成为首辅，整个大明迈进了万历新时代。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。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，已经彻底被人遗忘，再没人提起过。就连帅嘉谟本人，也心灰意冷，销声匿迹，不敢再去争辩什么。
整个故事，似乎就这么结束了。
可一进入万历三年的年初，已沉寂数年的徽州丝绢案，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，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，把整个徽州六县都卷入乱流……
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
万历三年三月初九，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牌面，要求缉拿帅嘉谟。
缉拿令是这么写的：“今照帅嘉谟，既能具词呈告抚按，必为有力之家，有谋之辈，何为捏作在外，屡提不到。中间必有主使之者，拟合行提。为此，仰县官吏速究帅嘉謨有无妻子兄弟，是否在外，此辈奸恶，渐不可长,设法缉拿解府，从重问拟，庶足以警余奸奸,毋得迟违。”
这道牌面的语气杀气腾腾，却又让人感到有点气急败坏。尤其是缉拿帅嘉谟的罪名，更是莫名其妙：
你帅嘉谟有本事去两院告状，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？一直躲在外头，一定非奸即恶！
这实在是有点不讲道理。帅嘉谟外出避祸，可不是自己情愿的。何况户部隆庆四年下的文，事隔四年，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“屡提不到”，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慢了。
这个罪名，一看就是欲加之罪，仓促拟成。从字里行间，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。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，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。
这份急就的缉拿令，很快下发到了歙县。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误，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——因为帅嘉谟是军户，隶属新安卫，所以这事必须跟卫所协调。
半个月以后，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，歙县总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，叫帅贵。一问方知，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，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，只留下帅贵看家。
知县姚学闵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徽州府，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：“无凭拘解。”
意思是，想抓他，就得跨省执法，我们歙县可没办法。
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件事上，一点也不热心，毕竟帅嘉谟是在为本县利益奔走。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，可也不能说什么，只好先把帅贵拘押了事。
没想到，这事才过了几天，到了四月初十，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，署名正是帅嘉谟。
在这篇呈文里，帅嘉谟旧事重提，先把关于“人丁丝绢”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，然后回顾了各级各届领导对此事的批示。紧接着，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踪：“回途遇害，羈縻远避，未申情欵
。”
帅嘉谟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，也没提是谁主使。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，那凶手从何而来，昭然若揭。这一句指控，真是绵里藏针。
当然，对于徽州府，帅嘉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：“今奉爷台仁恩催议,千里奔归，伏乞作主，怜悯偏苦，洞察奸弊。”——这句话，是针对徽州府“屡提不到”的回应。
在呈文的最后，帅嘉谟又提出了一项新证据：“顺天八府，也有人丁丝绢这个税种，皆为诸县分摊，没有例外。”
这个虽非决定性证据，但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。
看来他在江夏县这几年，根本没有心灰意冷，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搜寻证据，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范围。
不过帅嘉谟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，相当蹊跷。
徽州府的缉拿令三月初九才发，到了三月二十四日，歙县才搞清楚帅嘉谟的下落。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，送到也得四月初了。
而到了四月初十，帅嘉谟的呈文，就已经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头。
徽州到江夏路途遥远，帅嘉谟又不可能使用官驿八百里加急。报信往返加上撰写呈文，只用了十七天时间，这……未免也太效率了吧？
除非，这封呈文，帅嘉谟早就准备好了。
除非徽州府的动向，歙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。
从种种蛛丝马迹能感觉到，帅嘉谟和歙县之间，早在暗中密切联络，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动作。
无论如何，帅嘉谟的再度出现，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。两天之后，四月十二月，徽州知府崔孔昕撤销了缉拿的命令，把帅嘉谟呈文迫不及待地转发给歙县，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丝绢案，你们好好详查一下。
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，徽州府这回态度积极得可怕，大概是嗅到空气里什么味道了吧？
但这个安排实在古怪。按道理，这事应该是六县合议，拿出个章程。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，让歙县先去详查，岂不等若是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？
没想到，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。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，歙县的申文竟然就发回徽州府，洋洋洒洒好长一篇。
这篇申文，出自知县姚学闵之手，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。申文的标题气势十足：“歙县为蔑制蔑悖典，射害殃民，恳恩遵照《会典》，均平绢赋，以苏偏困事。”
姚学闵的申文，简单来说就是两点：“第一，《大明会典》记载徽州府输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，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；2
“人丁丝绢”被人篡改成了“夏税生丝”，以致五县之税，落到了歙县头上。
这篇申文，基本就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上一次是下民上书，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，不光背书，还要赤膊上阵。
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户房舞弊之事，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，只能隐晦表示。而姚学闵却根本不用顾虑，直接撕破了脸皮，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。
知县大人说了：之所以会有“人丁丝绢”改成“夏税生丝”的篡改？是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？因为徽州府的户房，一直以来，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，世顶名缺，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，当然只能是歙县挨欺负了。
姚学闵甚至还披露了一段秘辛：“县里的老者说过，当年要交“人丁丝绢”的时候，徽州府的户房书吏们各自都有私心，不愿意让自己家乡受苦，就偷偷对歙县说，现在上头催促得紧，五县一时筹措不出，不如你们先垫上，回头五县再补给歙县。歙县当时没有正印官，就这么认下来了。没想到户房翻脸不认人，不承认有这么回事，导致此税成了歙县的既成事实。”
这故事真的假的，没法查证，反正姚学闵说了，这是“父老相传”。
你说姚学闵一介知县，怎么突然像磕了药的关二哥一样生猛？谜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。
为了壮大声势，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。这些乡宦都是退下来的本籍官员，虽然无权，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，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。
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：
汪尚宁，歙县竦口人，进士，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。
汪道昆，歙县千秋里人，进士，官至兵部左侍郎。而且他文名极盛，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，“后五子”之一。（顺便说一句，后人在猜测《金瓶梅》的作者，汪道昆也是怀疑对象之一，可见这人的实力。）
江珍，歙县南人，进士，官至贵州左布政使。
方弘静，歙县南人，进士，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。
程大宾，歙县槐塘人，进士，历任南吏部考功主事，广西副使、滇南学正。
曹楼，歙县雄村人，进士，官至江西右参政。
江东之，歙县江村人。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，要到后年才考中。再后来，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，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。
要说徽州，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，底蕴深厚。区区一个歙县，随随便便就拽出六、七位还在世的高官助阵，个个身份显赫，地位不凡，简直就是全明星队，别人眼睛都要闪瞎了。
顺便悄悄说一句，歙县还出过一个大人物，不过他的工作和前面几位不太一样，主要事业都放在海上。若有他联署，估计徽州府就直接跪了——此人姓汪名直，又名五峰。
扯远了。
乡宦、乡绅，这都是地方上的中坚力量，他们个个都有深厚背景，不是在官场上联系广泛，就是在当地民众里拥有巨大影响力。从政治动力学的角度来看，地方与官府博弈之时，他们是极为重要的砝码。
有他们背书，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，可想而知。
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，歙县这次突开重炮，绝对是筹谋已久。从徽州府发文到歙县回复，一共就三天，若是临时准备，哪里来得及？
歙县一定是早早就开始筹划，就等着突发奇袭，打五县个措手不及。
可是，歙县哪来的胆气，把所有的矛盾都摆到台面上跟五县打对台？就算有乡宦联署，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？难道背后有撑腰的？
很快，撑腰的亲自来了。
五月十日，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，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，必须仔细地检阅会典、府志、赋役等文件，会同五县通查，一有结果，立刻上报。
注意，此前包括海瑞在内，历届江宁抚、按两院给的批复，都是“仰府查议报夺”，没太多倾向性，就算催促六县合议，也是不急不忙。
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，却明显偏向歙县，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，一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。而且鲍希贤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复，而是让兵备道发出宪牌。
所谓兵备道，是指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负责整饬兵务的机构。它虽有军方色彩，可行政上却归按察使管，一般由按察司副使兼任。所以兵备道也算是监司职官，有受理诉讼的职能，同时亦可算作按察使麾下的一支武装力量，必要时可弹压地方。
徽州附近的兵备道，全称叫做“应、安、徽、宁、池、太六处兵备道”，简称徽宁兵备道，嘉靖年间一度裁撤，在隆庆六年才复设，兵备副使是冯叔吉。由这个部门发出宪牌，是暗示徽州府，这次别再用“恐生民乱”当理由了。真闹起来，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。
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，说明应天巡按，是站在歙县这边，他就是歙县的胆气。
可是，这应天巡按是吃饱了撑的？平白无故突然翻出旧账，把平静的徽州局面重新掀动起来？这不是官场大忌吗？
对，这是官场大忌，但大忌一共有两条：第二条是避免无事生非，第一条则是，别忤逆上司。后者的优先级，高于前者。
为何连应天巡按这种级别的高官，都赤膊上阵？真正的答案，就隐藏在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给六县的公文抬头里。
按照公文要求，徽州府在转发时，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“丝绢事件的批示，都一一附在前头。从这些信息中，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。
原来在万历三年年初，户部已经发了一道文书，责问徽州：喂，之前不是下文让你们查“人丁丝绢”的事儿么？到底查的如何了？
看到这份文书，徽州府先懵了一下，然后才想起来。隆庆五年，帅嘉谟进京告状，曾经促使户部下一道文，催促徽州府查勘。不过后来因为帅嘉谟失踪，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，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，也就搁置不理。
谁知道，事隔四年，户部不知为何，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，来文催促。
不光催促，而且这回旗帜鲜明地支持歙县的主张。
户部在公文里说：“转行该府从公查勘，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，因何专派歙县。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，如无相抵，今应作何议处。”
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，但其实已经给出了结论：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，所要搞清楚的，无非是何时开始，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。
上头显出了明确的倾向性，这件事的性质便截然不同。所以徽州府心急火燎去找帅嘉谟，也是可以理解的……
可是，这还不是答案——应天抚按鲍希贤干嘛也心急火燎？
户部不是应天巡按的上级，两边根本不在一条线上。徽州府怕，巡按可不会怕，若他有心不理睬，户部也没辙。
应天巡按到底在怕什么？
答案，还是在那份户部的责问文书里。
前面说了，公文格式有要求，要把所有流转过程和领导批示都写清楚。在这份文书里，清楚地写明了流转过程：“奉圣旨，戶部知道，钦此钦遵，抄出到部，送司。
”
也就是说，此事不是户部推动，而是来自于圣上的旨意。不过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，所以这个“奉圣旨”，其实是内阁代拟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代表了首辅张居正的意思。
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，你说应天巡按慌不慌？
首辅出手很有讲究，没有明确表达出什么倾向。可这些官场老油条，谁不是文牍高手，谁读不出其中的潜台词？于是从万历三年初开始，从户部到应天巡按再到徽州府、歙县，全都心急火燎地翻出旧档案，找回老证人，近乎疯狂地把整个丝绢重新推动起来。
张居正为何如此，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单说歙县知县陈学闵上书之后，上有应天巡按、兵备副使支援，中有徽州府默许，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，一时之间，气势如虹。
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，独闯敌阵。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，摆明车马要与五县做正面决战。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，底气十足。
接下来，就看五县怎么接招了。
五月十日兵道宪牌发出，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转发给五县，催促他们前来合议。算上公文在路上走的时间，徽州府几乎是一收到，立刻转发。
面对这一次蓄谋已久的突袭，其他五县一时间懵了。这事不是早黄了吗？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？直到敌人的大军打到城门下，五县方才如梦初醒。这次好像味道不对，看来不能像上一次一样装聋作哑了，必须得有所反击才成。
最先做出反应的，是婺源县。这是仅次于歙县的大县，实力位居五县之首，更是朱熹老夫子的故乡。知县吴琯五月十五日接文，在五月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，算得上是神速了。
可惜速度虽快，质量却很糙。这篇申文的论点，和当年绩溪杨教谕一样，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，被罚补交夏税生丝8780匹，历年输送，与其他五县无关。至于“人丁生绢”，那是南京承运库的事儿。
这个论点破绽很大，无甚新意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一共只有几天时间，吴琯再有才，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。
不过吴琯到底也非庸人，他后来官至给事中，说明头脑很好使。他在申文里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：
查阅黄册。
黄册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，上面征派赋役，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。它是第一手资料，最具权威。
吴琯的逻辑是：如果《大明会典》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，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。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。只要去查黄册档案，自然知道谁对谁错。
按照规定，黄册会抄送数份，本县本府都有保存，还要抄送南京户部留底。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，但南京户部的留底，绝对是准确的，一查便知真伪。
吴琯此举，独辟蹊径，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。
除此之外，他也效仿歙县，拉来了本县的一批名人助威。虽然阵势不如歙县显赫，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致仕高官压阵——徽州太牛了，只是辖下两县，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。
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，绩溪县也加入战团，同样也是知县陈嘉策领衔。
有了婺源争取时间，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。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，把突破口放在了“独征生丝”之上。
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：徽州一共六县，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？这根本不合理，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。他还举了很多例子，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，《会典》里就写明“征于宜兴县”；宁国府进攻木瓜，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。所以如果朝廷单独在歙县征收生丝，《会典》一定会明确写出来。
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，罗列了一大堆反例：苏、常独征白米；宁、太独征牧马；绩溪独征皇木。这些在《会典》里也没专门写出来啊。松江府的绿豆，只由华亭一县征收，上海县不必去管；安府的药材，只由山阳县征收，睢、赣两县就不用交；金华府的麻地，只征武艺县，至于丝、纱二项，则从汤溪征发，其他县不必交纳。这些单征的项目，《会典》里也没提啊。
列完这一大堆，陈嘉策表示，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，实属平常，《会典》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写的那么详细。所以帅嘉谟的质疑，纯属见识太少，毫无道理。
哦，对了，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，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，只好翻箱倒柜，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。
婺源、绩溪两县打起头阵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休宁，祁门两县终于也有了回应。
休宁的知县陈履，应该也是个数学学霸。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，兵强马壮，索性抛开那些弯弯绕绕，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——数字。
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，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。
歙县“夏税生丝”补麦9700石，折生绢只有4千多匹；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。多交的4千匹，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。
关于这个质疑，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：
他发现，在乙巳更制中，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，还在其下辖的登瀛、明德两乡，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，加上抄没程辉祥、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。这些土地，都重新丈量造册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。
亏欠夏麦 抛荒桑园田地
抄没田地，这三项加在一起。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.3斤。每24两生丝，折绢一匹，所以总数正好是8779匹整，与“人丁丝绢”数字相符，所以这就是歙县的税。
在洪武十年、二十四年、永乐十年、成化十八年，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。到了弘治十四年，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，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，但定额8779匹，却没有改动过。
陈履的第二枪，扎在了物产上。
帅嘉谟曾提出，歙县明明不产丝，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？
陈履考察了一下，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、明德、仁礼、永丰、孝悌、滚绣、下乡几个乡里，本来是有桑园的，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。显然，生丝曾经是歙县的特产土贡。
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，得去外地买丝，但当年它明明是有自产的。换句话说，这是物产变迁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，还是你们歙县自己的锅。
《府志》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？很简单，因为《徽州府志》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，他们当然得掺私货啊！
陈履的第三枪，刺中了帅嘉谟抱住不放的《大明会典》。
为什么在《大明会典》的记载里，只写“人丁丝绢”征于徽州府，没写征于歙县？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——没必要。会典是从布政使这一级进行记录，没必要记载到县这么详细。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，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，根本荒唐。
陈履的回答，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。三枪扎下去，枪枪见血，就是帅嘉谟当面辩论，恐怕也会非常棘手。
相比之下，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，申文写得极其乏味，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。没办法，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，申文是由县丞刘守德代理回答。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七月二十一日，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。
前面有吴琯、陈嘉策、陈履三员大将坐镇，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。在申文里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，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：“歙县那么大，就算减了丝绢税，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；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，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，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，根本扛不住呢！”
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番如同神魔小说般的情景：五大知县和一个县丞腾空而起，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，在徽州府衙上空肆意互喷，口述四溅。
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，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。田赋一事，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，他们一听，立刻坐不住了。赢了还好，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？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？
这可不行，得出把力，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！一时之间，六县民众摩拳擦掌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。
说实话，从道理上来说，五县明显占据优势，歙县几乎每一个论点，都被驳斥了。
可是，自从六县老百姓们参与进来以后，人一多，局势就和网上吵架一样：比的不再是逻辑与论据，而是脏话、排比句和在线时间。
六县的人开始互相辩论，辩论成了嘲讽，嘲讽成了怒骂，甚至还会演变成斗殴。他们在街上吵，在官道上吵，在商铺前吵，最后还要去衙门里吵。
徽州风俗一向健讼，百姓一碰到问题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。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，没法调停这个纠纷。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。
在接下来的半年里，整个应天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。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；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，去应天巡抚那告状；有绩溪士民跑到江宁巡按那诉苦。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，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。两院、兵道的衙署前面门庭若市，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。
面对这种窘境，两院一脸黑线，徽州难治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他们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，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：“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”——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。
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？或者说，徽州府哪敢拿出结论来啊？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，连民间都争吵不休，甚至已经因为这个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。眼见着六县民怨不断在蓄积，谁敢去戳破？
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，到了万历三年的年底，十二月初一，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。
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，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，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在这个故事里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丝绢8780匹，均摊六县。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，遂哄骗歙县先垫上。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，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入“夏税生丝”的科目里。从此以后，徽州在歙县征收“夏税生丝”，向上交纳“人丁丝绢”，瞒天过海两百年。
对于吴琯、陈履、陈嘉策三个人的反驳，帅嘉谟却未置一词。
这篇呈文，很快由徽州府转发到了五县。五县立刻暴跳如雷，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，纯粹在自说自话，哪有这么辩论的。
五县不单干了，正式宣布组团，合着发了一篇《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》。他们懒得多费唇舌，核心意思就一条，即是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：“伏乞查明，洪武十四年初造黃冊，如系六县公赋，甘派无词；如系歙县额科,乞严将帥嘉謨等正法治罪！”
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，是不是，证据说话！如果不是，你丫就洗干净等着判刑吧！
歙县不甘示弱，立刻回帖嘲讽：“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,
岂各县抗违不回，延捱会计，歙苦无伸申，恳恩差人守提，早赐均摊归结。”
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，百般拖延，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？
然后两边嗷的一声，又扑到一起撕巴起来……
眼看这局面即将失控，应天巡抚宋仪望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：“歙民积愤已久，五县纷争亦力，示以均平之情，酌以通融之法，虽有偏心，无可复置私喙矣。”
此前一直是巡按鲍希贤在活跃，宋仪望没表现出什么倾向性。可现在徽州很可能酿成民乱，他不得不出手。这封信的话里话外，透着一股“别讲道理了，和和稀泥，赶紧把这事平了”的忧虑。
于是上下的压力，全压到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。
徽州府怒了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。我过不好年，你们谁也别想过好！
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。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牌面，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：“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，星火申报，毋徒执词混扰，致碍转夺，此系至紧事理，难容延缓，如违，提究该吏不贷。”
看得出来，徽州府是真急眼了……
结果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，杀奔出来。算算日子，恐怕他是没时间置办年货了。
吴琯这一次出手，背后得到了五县高人们的支持，威力奇大，狠狠地拍到了帅嘉谟的死穴之上。
第一。帅嘉谟说“人丁丝绢”和“夏税生丝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。
他算错了！
乙巳更科，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。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——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查出来的——所以针对本县轻租民田3646顷，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。这笔赋税，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。
而按照当时的折率，生丝1两折麦7升。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，补生丝9041斤，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。完全对得上。
你不是数学学霸吗？那我就在你最得意的领域，把你击败，一口气把数字精确到勺。
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：这事儿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？国初到现在，银钱汇率变化太大，根本无法做参考。就你这脑子，还敢自称学霸？
第二。帅嘉谟说，《大明会典》记载徽州府征收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，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，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，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。
他弄错了！
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，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：
他亮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证据：浙江的“夏税丝绵”，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，温、台、处三府不用缴。但《会典》里却只写浙江布政司征“夏税丝绵”——情况和徽州府一样。
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？
因为这是《会典》的写作原则：在直隶，言府而不言县；在各布政司，则言省而不言府。如果事事注明，县县写清，《会典》得多厚啊？
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：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、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——谢谢，那是特产贡品好么！当然要单独注明，跟田赋根本不是一码事。
打脸啪啪啪！
第三，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：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，其他五县也亏欠，六县亏欠的总额，恰好与人丁丝绢的税额对得上。
他算错了！
吴琯对这个疑点，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。
已巳更科之前。歙县产麦19632石，产米17688石；婺源产麦8315石，产米8315石。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，婺源产麦8000石，确实亏欠300石麦，但是大米却丰收了，远比8315石要高，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，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。
所以你们歙县自己的锅，别往我们身上甩。
第四，帅嘉谟指控说户房的五县籍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，哄骗歙县。
吴琯对这个质疑，简单回复了一句：“歙县长官又不是傻逼，就算歙县长官傻逼，老百姓也不傻。这么大的税额，要真金白银往外掏，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？”
说完这个，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：“现在的户部尚书殷正茂，也是你们歙县的哟。”
潜台词的意思是，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，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呐？岂不更会徇私喽？”
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，来历可不简单。他是歙县人，当年巡抚广西，跟俞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；总督两广军务时，击破了打着“倭寇”旗号的海寇，光复了惠州、潮州两地，可谓战功累累，官至兵部尚书。所以这是个深通军务的老炮，此时正好改擢为户部尚书。
歙县以殷正茂为朝中的强援，吴琯特意提这么一句，就是为了化劲敌为话柄，为以后的抗议埋下伏笔。
在文章末尾，吴琯又一次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：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册籍，搞清楚怎么回事。”
如果是辩论赛的话，这篇申文基本上已经可以奠定胜局，有理有据，无从辩驳。
可惜现实并不是辩论赛。
绩溪申文发出两天以后，帅嘉谟没来，反而是歙县知县陈学闵拍马而至——此时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七日，看来他们家也没空置办年货了。
不过这回陈学闵没有大马金刀跟吴琯力拼，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夫，顾左右而言他。
“我们歙县的税负，实在是太重了。大老爷请看，徽州的四司银16212两，歙县要负担5361两，其他五县共负10851两。砖料银708两，歙县负担234两，其他五县共负473两。军需银12215两，歙县负担4032两，他五县共负8183两。”
“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， 歙县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，负担已经沉重无比。你们怎么忍心把“人丁丝绢”又砸在我们头上？”
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吴琯的犀利攻势，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，从道理这个层面，已经没什么好辩的了。陈学闵不得不采取守势，不再正面搏杀，改打感情牌。
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。在申文结尾，陈学闵也同意，应该尽快调查黄册，找到原始记录。
这份申文，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。没办法，你们两位吵着吵着就到了年根儿，好歹让别人过个年吧？
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，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。一直到万历四年的二月，战火才重新燃烧起来。祁门、绩溪、休宁、黟县相继回复，他们的态度很鲜明，支持婺源县的意见，催促尽快开查黄册。
与此同时，五县又抛出一枚大炸弹。
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，合编了一部《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》。这篇呈词很枯燥，但是相当有杀伤力。里面是每一县从已巳更制后缴纳的赋税定额与增减之变，极为详尽。
因为原文既长又繁琐，姑且贴出其中一县的赋税报表，让大家看看效果。
休寧縣:
原額夏稅麥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,秋粮米一萬八百四十九石
八斗七升八合六勺。改科多麥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,該銀二百一十四
兩八錢五分一厘三毫。加米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,該銀五千七百
四十七兩九錢七分一厘七毫。麥米共銀六千六十二兩八錢二分三厘。該縣國初錢
粮當歙三分之二,今照數平抵外,比歙多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七錢三分五厘,歙將何者相抵。
到了这个地步，就是拿大数据砸人了。
注意看最后一句：“歙将何者相抵？” 每一县的报表结尾，都会加这么一句，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，你们歙县哪个税目相抵了？
每张报表重复一遍，一共重复了五次，好似合唱一般，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质问：“歙将何者相抵？”
是文一放出，懂行的都知道歙县大事不妙。歙县也觉得这个实在难以回应，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，未必准确，还得看朝廷黄册才能定夺！
于是，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，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上。一切，交由黄册定夺。
万历四年四月，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，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。头大如斗的徽州府从善如流，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。
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，存放在南京的后湖——也就是玄武湖——的库房，不能随便调取。想查询，必须要南京户部批准。
不过在这之前，歙县其实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，暗搓搓地想抢个先机，不料户部直接给他踢了回来，理由是“越申”，他们只受理府一级的申请。休宁县、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过，被户部以同样的理由踢回。
虽然三县都未得逞，但也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斗争，有多么激烈。
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，南京户部终于批准。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，由歙县县丞、婺源县县丞
、休宁县学训导组成，准备开赴南京查阅。
应天巡抚宋仪望是个老江湖，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，徽州人恐怕还是会纠缠不清，无论对哪边有利，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。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，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、宁国府推官史元熙，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——他是江西余干人——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，加入到审阅黄册的队伍中来。
为了防止出现可能的骚乱，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，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。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，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，民间议论纷纷，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。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，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，要么频繁越级上书上访上告，还随时会向老百姓们通报最新进度。百姓闻胜则喜，闻败则怨，完全被这些自媒体控制了舆论。
在宋仪望看来，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V忽悠起来的。眼看查阅黄册在际，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，先关一阵再说！
于是连同帅嘉谟在内，还有五县的黄棠、程文昌、汪福髙、吴敏仕、胡国用等蹦跶最厉害的意见领袖，被尽数控制起来——不过帅嘉谟很快被释放，因为他作为首倡之人，也必须得赶赴南京。
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，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七月十三动身，于七月二十三日晚抵达南京。二十六日，调查团向户部投文，次日得到召见。户部尚书勉励了他们一番，说“二百年黃册,岂有可改易之理,各自安心。”
然后派了一个王给事中、一个许主事予以协助。
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，都面露难色，说时间这么久了，可未必查得到啊。调查团急了，我们大老远过来，就为了看一眼，无论如何还请协助。
八月初二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，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。紧接着，他们眼前一黑。
从洪武十四年至今的徽州府黄册，足足装满了二十个书架，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一百五十人。调查团一共就三个人，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嘉谟，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。
关键他们还不许自己动手，得由王给事中、许主事两位官员查找抄录，再把抄件发给他们，效率非常低下。
那还能怎么办？查呗！他们几个撅着屁股，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。
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，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，徽州府又出事了。
八月十四日，歙县一个叫许一纯的生员，
突然上书徽州府，提出了一个新理论：“黄册的记录，并没那么不可靠！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，想要篡改实在太容易了。而《大明会典》是朝廷修的，更具有权威性。如果黄册跟《会典》矛盾，应该要以后者为准。”
这一下子，五县舆论哗然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个主张实在荒唐。黄册是国初朝廷派员监修，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，而《会典》是资料汇编，二手资料怎么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？
不用问，这是歙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，所以开始造势了！
五县毫不含糊，立刻具文反击，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。你骂我“罔上規避，侮文蔑法乱政”
，我骂你“五县奸刁，妄行捏奏”，甚至还有中二百姓跑到按察分司门口，哭着要求“恳天作主，剿虎安民。”——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。
结果正如宋仪望所担心的那样，愤青关了一批，又来一批，割都割不完。在他们的煽动下，诸县立刻又沸腾起来，局势又一次大乱。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处安抚，一面催促南京那边，尽快拿出一个结果才好。
这一等，就等到了九月中旬。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，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。
随之而来的，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。
真相即将揭晓。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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